吴敬琏称政策刺激经济2015年已完全没用0压胶枪

吴敬琏称政策刺激经济2015年已完全没用

新浪财经讯 1月10日消息，今日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政府主要的办法是加强刺激，而加强刺激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资产负债率过高，杠杆率越来越高，若不消化，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同时，其表示，刺激政策其实效果递减，到2015年已完全没用。

“现在我们面临很严重的挑战，这个严峻的挑战概括说就是中央提出的两条，一是‘三期叠加’，二是‘四降一升’。”吴敬琏表示，2013年，中央提出“三期叠加”，三期叠加就是三方面的问题同时来了，即第一个期是经济增长换挡期，所谓换挡期就是减速；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结构变得很糟，而提出优化结构已很多年，但优化结构过程中，是要付出成本的，所以就有阵痛；第三个期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2015年，中央又提出了‘四降一升’。四降一升，一是经济增速下降；第二个降是工业品价格下降，出厂价格已经是十几个月的下降；第三个降是实体企业的盈利下降；第四个降是财政收入的增速下降；加上‘一升’，即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吴敬琏表示，问题、挑战很严峻，而政府之前主要采取的办法是加强刺激。

“从需求侧分析，所谓三驾马车的力道不够，没有力量，所以拉不动。这三驾马车，一匹马是投资，一匹马是消费，一匹马是出口。这三驾马车都是需求，这三个需求没有力量，需求不足造成了GDP增长速度下降。”吴敬琏表示，对应增速下降问题，大家认为办法就是增加需求，有的说增加消费需求，有的说增加出口需求，但政府比较拿手的一条就是增加投资需求。“从2009年开始，2009年4万亿投下去，将近10万亿贷款，用贷款来投资，以后差不多每年都有差不多力度的这样做法。这个做法在经济学界从2009年开始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说，这是所谓三驾马车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而来。但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但绝不适合用来应对长期的经济问题。”吴敬琏分析称，凯恩斯主义认为GDP的增长是由需求制约的。所以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原因是因为需求不足，所以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GDP增长是由四个因素决定，第一是消费，二是投资，三是进出口，四是财政赤字。“但有一点，凯恩斯没有把它用来分析长期问题，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去研究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这显然是理论上说是一个误用的。”

“刺激政策实行这么多年，从实际上观察，有两个问题，一是效果递减，2009年时4万亿、10万亿贷款一下去马上上了几个百分点，但越到后来效果越差。到了2014年就非常短暂，只起一个季度作用，到了2015年完全没有作用。大量的投资下去了，结果增速还在继续往下走。”吴敬琏表示，刺激政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积累越来越多。且现在杠杆率远远超了警戒线。“一般认为200以上就是警戒线，去年中期大概低的估计是250，高的估计是大概300。”

“我们的负债率第一位的是企业，现在企业杠杆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所说的90。这个负债率高了以后，它在某些环节上就会出现断裂，我们所知道的还不起债跑路，且其所引发的传导效应和连锁反应，就容易出现系统性的危机。所以，刺激政策这个方法是无法对应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挑战的。”吴敬琏表示。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对应挑战。去年年末，中央做出了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吴敬琏认为，供给侧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投资，第二个因素是劳动，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我们现在出的问题根源在于，首先，人口红利已没有，新增劳动力正在减少，且减少速度相当快，因此，不能靠劳动因素；其次，投资因素，因为这么多年用投资去拉动增长，却造成上述的很多问题，不能靠。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效率太低。”

吴敬琏称，从供给侧分析得出，要应对挑战，最根本一条就是要靠经济增长动力，从原来靠投资要转向靠效率提高，这就是一个基本问题。“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转轨，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要转轨，就要找到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就是效率的提高或者是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在中等收入时候那些动力已经不管用了，要找到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创新，就是效率提高。”

“而这核心的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吴敬琏表示，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些问题提出整整20年，却没有解决。“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把GDP增长看成政绩主要指标。第二是各级政府拥有太多资源配置权力。这两条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各级政府都要运用它手里资源配置的权力去营造GDP的高速增长。这就是体制障碍。”

如何打破体制性障碍，吴敬琏称，其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已经做出了决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逐渐的改造这个旧体制，这个旧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中全会文件的说明时候讲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按照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定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我们需要研究怎么能够更快的去推进改革。比如金融改革要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度是不慢的，超出原来预期。但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光是在这两个金融价格的市场化单向出击，比如说股市的监管路线改革等，如果不进行，我想最近发生这种事情还会不断地发生。”吴敬琏表示。

同时，吴敬琏还表示，两个方面改革需加快。一个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亟待展开。另外一个就是竞争政策，或者通俗的说叫反垄断政策的全面实施。“现在不光是国有企业有很多有行政垄断权，有些私营企业也是吃偏饭得到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一个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就等于打击了其他的企业，就使得竞争无法开展。”

提到今年马上要做的五项基本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吴敬琏表示，这并不容易。“供给有短板，应该能够发展的没有发展起来，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的，现在时间拖的太久，结构扭曲要扭过来，在很短时间实现有相当大的难度。”

吴敬琏表示，原来的结构有其对应的一套利益结构，因此，就连带有一个利益结构调整的问题。“这个利益结构的调整也是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碰到一个问题，老办法又来了，用行政办法调结构，例如供给侧管理一次，我很担心，是不是有保有压，有控有扶又来了。”吴敬琏表示，有保有压、有控有扶是做不到市场促进的，最终还是要靠市场、靠竞争，通过竞争发挥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的作用去实现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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